/高譜鎮

 什麼是台灣獨立?什麼樣的情境才能算是台灣已經獨立或者是說台灣主體性之建構工作已完成?這在概念定義上與實踐經驗上,一直是紛亂含混,難以有清楚與一致性的界定,以致衍生出種種使台灣主體意識推動者所陷入的困境。

 首先,曾經有人認為,當政黨輪替,結束外來政權的統治,台灣人當家作主,台灣獨立的階段性工作就可告完成,就像當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時,建國黨的若干創黨黨員就以此來主張該黨即可解散,這一層次的對「台獨」的界定,不必多說,今天看來的確是格外令人感到十分天真幼稚,甚至是「可笑」的。

 進一步地,開始有更多的人認為,台灣獨立的界定,是對憲政體制與政府制度徹底打破,重新再造,或至少也是在憲法條文上對國旗、國號及國歌的「正名」。這種看法是現今最多人所抱持的,而此一獨立的體制化實踐之達成也是一步之遙,似乎一跨可過。

 但奇怪的是,每當走到這一步時,我們的人民就開始猶疑不前,我們的政治領袖開始膽怯懦弱,出現了所謂的「貝蒙障礙」現象(「貝蒙障礙」(Beamonesque)意指運動員無法再超越的紀錄,現在被引伸為在任何領域裡,經過長時間一直無法突破的關卡),無論選舉前口號喊得如何慷慨激昂,選後也只能以淡淡的一句「在我的任期內無法做到」草草了事。

 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造成推動台灣主權獨立的「貝蒙障礙」?

 從政治主張的表面訴求層次來看,獨派的的政治人物大多仍只從實用功利的角度來鼓吹台灣獨立,如「中華民國」不能得到國際的承認,使無論是官方與民間都在國際舞台上被打壓排擠、寸步難行;人民出國旅遊被當作「中國偷渡犯」看待;或者中國是一個黑暗落後的國家,被其併吞將會淪入萬劫不復。這些主張雖有其事實層面上正確性,卻無法觸及或建立起台灣主體意識的核心價值,只要在台灣的統派或中國政府用同樣的實用功利方式,建構出美好的幻象,誘之以利,台灣的政治菁英與人民的心防一樣會面臨土崩瓦解的危機。

 令人憂心的是,在台灣很少有人會真正想到要為台灣的主體性建立核心價值,反倒是「中國主義」的核心價值,無處不在地得到貫徹與落實。

 美國的巴勒斯坦裔學者Edward Said曾提出所謂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概念,認為西方的知識界或學院體制為了統治、重新建構和支配關於東方(伊斯蘭世界)的意象,而創造出一套本體論與認識論的論述與思維方式,這絕不僅僅只是一個政治層面上的主張,而是一個有著幾百年數代人投入的整套理論與實踐。

 筆者認為,在台灣的「中國主義」,所指的也不只是狹隘政治層面上的中國民族主義,其背後更包含了龐大無比的文化知識上的典範結構。

 這個「中國主義」的典範結構是什麼呢?就像中世紀基督神學教義裡的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論」一般,首先,在語言文化上,尊奉北京話才是代表古典漢文學的唯一正統象徵,其他的只算是附屬於底下的「方言」,沒有「文字」,更無「文學」,就如余光中等人所主張的,減少了以北京話教授古典文學的時數,就等於是扼殺民族的生命力,使民族的活力變成一灘死水,這裡指的「民族」,當然是巍峨崇高的「中華民族」。

 其二在歷史觀上,即在歷史教育裡灌輸「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華夏終歸一統」的中原正統朝代式史觀,如果要更動這樣的史觀,即使是史學出身的教育部長,也會變成人人得而誅之的「民族罪人」。

 語言文化與歷史詮釋觀,就這樣順理成章地與政治上的中國民族認同結合在一起,成為堅而難破的中國主義三位一體。本來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就該分開看待,這也是世界上許多多元族群國家為避免衝突、共存共榮所須奉行不渝的圭臬。但這種多元文化主義的基本原則碰上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卻也不得不宣告「棄械投降」。

 文化本是中性的,都有其優美與缺陷之處,但在中國主義的操弄下,文化卻成為霸權所利用的工具,對台灣主體性的建立產生了具威脅性的質變與效果。

 一百多年以前,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思想啟蒙大師福澤諭吉,曾批判中國儒士的驕傲自大,愚昧無知,在文化上也不虛心學習,力圖變革,他大膽地倡議「脫亞論」的價值觀,為日本人指引出一條未來之道。而一百多年後,台灣人在這關鍵時刻,是否也能夠有這般恢宏的氣勢,突破這樣的「貝蒙障礙」!(高譜鎮/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碩士)

http://www.southnews.com.tw 2005.05.07

眉批:我以後還是投台聯好了....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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