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章報給大家看：P....應該是個沒人有興趣的下場.....才不管
遠見論壇 財政部長 林全 創造均富的遊戲規則 林全 主講
作者：林全 攝影：陳應欽 2005.4 ／第226期
面對愈演愈烈的財政赤字，以及租稅不公引起的人心不平，
續任的財長林全在「遠見人物論壇」，暢談稅制改革的必要性與作法，希望透過變革，打造全民的財富幸福。
幸福是每個人所追求的，也是社會所追求的。但幸福很抽象，很多人會把財富與幸福放在一起衡量，兩者之間是不是有一定的關係，維繫在一個假設上：「金錢是否能滿足你的欲望」。
我曾在鼎泰豐門口，看到日本觀光客吃完後，深深長歎說：「好幸福呀！」因為他的口欲得到滿足。可惜，人的欲望是無窮的，而且常常得隴望蜀，所以愈有錢的人，欲望可能更大，結果可能更不幸福。
因此，幸不幸福的關鍵點，不只在於財富有多少，同時也要考量你的欲望有多高。
如果欲望較財富為低，比較容易得到幸福；但如果每個人都清心寡欲，並不一定就都能幸福，因為欲望也是社會進步的動力。
我從經濟學瞭解到：「人生沒有美滿過」，因為我們總是有欲望。但經濟學同時也告訴我們，要不斷改善生活，讓明天比今天過得更進步、更好。
政府的目的就是要為社會創造幸福，讓每個人的欲望可以得到更多的滿足。但個人幸福與社會幸福不一定完全相等。
假設有一個人，財富大量增加，他滿足了大量欲望，但其他財富沒增加的人，一定覺得酸酸的。因此滿足某些個人的幸福，並不會讓社會整體幸福感增加，這是政府所面臨到的困境。
在這個困境下，政府能做什麼呢？經濟學上說的是柏瑞圖改善（Pareto improvement），若是有人利益改善了，其他人的利益沒有受到傷害的話，這就代表了社會利益的增進。所以政府要設法去建立一個更好的制度，鼓勵大家追求個人的幸福，但前提是其他人的幸福沒有受到傷害。
我們可以想想看，若每個人都只追求自己的幸福，不考慮其他人的幸福，那社會會有什麼下場？
我小時候過年常玩「大富翁」的遊戲。大富翁遊戲規則非常簡單，你擲骰子，決定「機會」或「命運」，玩家可以儘量去買地、蓋房子、收租金。當每個人都有些錢，勢均力敵時，遊戲可以玩很久。但也可能出現一個玩家，把全部的地都買完了，如此一來，這個遊戲就玩不下去了。
在現實社會裡，我們鼓勵每個人追求自己的幸福與財富。但是若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只顧追求自己的財富，貧富差距愈來愈大，遊戲就會結束；革命開始，政權推翻，一切重新再來，之前追求到的財富將會是一場空。
沒有「均」不會有「富」。政府所要創造的，就是一個可以讓大家儘量去追求財富，又可以達到某程度平均的社會。但政府要創造的這個遊戲規則，遠比大富翁遊戲來得複雜。其中「民主」「人權」「公平」是這個遊戲規則裡不可或缺的元素。
民主讓權利可以分給社會大眾，人權是對人的基本尊重，讓人民可維持某程度的基本權利。公平則是很抽象的概念，有位長輩說過，通常是占了便宜的人會說公平，吃虧的人都認為不公平。每個人心裡對「公平」都有一把尺，但有些標準是可以被討論的。
另一個社會建制的基本面，是基本的生活權利，也就是要滿足每個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例如健保、老人年金、國民年金等福利制度，這也是社會追求「均衡」的象徵。
以重分配追求基本均富
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權利，不表示基本生活以上的部分可以達到「均」。過著基本生活以上的人，可能因為能力、機運，還是與其他人有很大的差距，這同樣會造成大富翁遊戲結束的問題。所以，如何讓這群基本生活以上的人，也能「求均」就變得很重要，這就牽涉到「重分配」的問題。
「重分配」是讓社會裡擁有比較多財富資源的人，可以拿一些出來，轉給其他資源較少的人。政府若能建立起這樣的機制，社會就會更平均。重分配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自願性的重分配」。例如古代幾百戶人家的村落，員外可能只有一個，員外如果不樂善好施，就不會有其他人來進行「均」的工作，以防止太大的差距帶來動亂。但現代社會，員外變多了，每個員外都期待別的員外樂善好施，所以讓「自願性重分配」變得愈來愈困難。
另外一種是「強制性重分配」，也就是「課稅」，從人民的口袋裡拿到錢，再分配到社會去，或提供服務，讓社會變得更好。課稅是一種懲罰，但為了達到平均財富的目的，卻是必要之惡。租稅要能達到均富目的，還要看它是否能落實「累進稅制」的精神。
累進稅制就是你有多少財富，課多少稅，財富愈高，課稅愈多。
換句話說，所得愈高的人，往往就被懲罰得愈重。一個人受到懲罰之後，就會卻步。所以我如果離開財政部，最想要做的是趕快退休，不要再賺錢，以免被懲罰。這樣一來，社會進步的動力就受到阻礙。
所以我們要在「經濟發展」與「租稅公平」的矛盾間，求取平衡的方式。對台灣來說，經濟發展非常重要，因此政府難免會採行一些租稅減免，但反過來，這又造成租稅公平的問題。
這樣的問題，到今天更為嚴重。國際間的經濟活動愈來愈密切，國家的邊界愈來愈消弭，任何一國的租稅、經濟或其他制度不利於經濟發展時，資源很快就會跑到別的地方去，因此所得稅稅率過高是不可行的。
所得稅稅率不高，租稅減免，稅基又遭受侵蝕，當然稅收就變得很少，形成財政惡化與租稅不公的問題。
面對財政惡化，我們首先要檢討租稅問題：第一，不該減免的部分，應該要恢復。第二，對租稅減免造成的不公平，我們提出以「最低稅負制」來改善。
比起香港16％，新加坡20％的所得稅率，台灣最高綜合所得稅稅率達到40％。有人說，台灣如果不給租稅減免，如何跟別國競爭。但我們給了減免之後，有些人可能減到所得稅是零，這樣也減免過頭了，「最低稅負制」就是請這些人多少繳一點。
假設我們把最低稅負制的稅率訂在5％或10％，只要沒有高過香港或新加坡，那台灣還是有競爭力的。這樣的方式雖然不能得到所得稅的全面公平，但多少也實現了某種程度的公平。
我當教授剛買房子時，樓下住著賣豬肉的零售商，每天半夜三、四點就開始剁豬肉，吵得鄰居睡不著覺。這個肉販沒有開發票，也沒有繳稅，賺得比我還多，年紀輕輕存了不少錢。每次報稅時，我在樓上熬夜填報稅單，想到我得繳兩、三個月的薪水，他卻一毛也不用繳稅，心裡真是不服氣。
有天，我下班回家，看到他家門口停了一部新買的轎車，這輛進口車起碼新台幣200萬元，裡頭包括的關稅、貨物稅與營業稅等，起碼也有100萬元，想到他至少也繳了100萬元的稅，我心裡就平衡一些。這就是「普遍課稅」的原則，每個人多少要繳一點稅。
現實社會裡，稅制公平是有不圓滿的地方，所以某種程度的改善是有意義的，我們思考建立「最低稅負制」，這段時間，我跟很多企業界談過，他們也認為這項制度可洗刷他們「都不繳稅」的污名。企業是「逐利」的，假如政府訂了減稅方案，讓企業減到無稅可繳，企業是無罪的，而是制度要調整。
我覺得現在是做改變的很好時機，最低稅負制對於我們全民追求財富並沒有傷害，而且對追求社會的均富，是有所幫助的。
現場交流
Q：美國財長永遠面對兩個壓力，一派是企業家要求減稅，一派主張寧可有赤字，也要做社會福利，你贊成哪一派？
A：政府的收支若不平衡，就要發行公債，但公債遲早都要償還，只是看租稅的負擔在哪時發生。假使借的是外債，那就由下一代還錢。如果發公債由國人購買，就不會有代際負擔的問題，只是到最後，課稅是必然的。政府發公債取得的錢若用來做消費性支出，以致公共建設落後，經濟發展無法實現，才會造成代際負擔。
政府長期要追求財政平衡，但短期內用不平衡的方式解決一些問題，是可行的。我認為，增加稅收最高明的手段，是讓經濟活動得到充分發展，這樣不用增加稅率就可以增加稅收。
Q：國家財政不斷惡化，政府支出出了什麼問題？如何抑制不必要的支出？
A：每個人自己用錢時最省，公司用錢比較不省，政府用錢就更不省了，這是心態上的問題。所以我們必須建立健全的制度來規範，而不是寄望於人身上。
每一位機關首長都想多要預算，例如上任首長編10億元預算，這屆首長就想要12億元，其實真正能幹的首長是用10億元，做到12億元的事。我認為，政府需要的是，給你同樣的預算卻能做更多事的首長。
我在主計長任內，推動「中程預算制度」，預算額度一定，首長必須好好規劃，如同我常說的「衣櫃理論」，當你只有一個衣櫃，就必須把所有的衣服好好整理，把最需要的衣服先放進去，再放次重要的，等到衣櫃全放滿，剩下的衣服就捐給別人。否則，一個衣櫃裝不下，就要買第二個、第三個……，最後當然會覺得要換大房子才裝得下。
此外，中央和地方的權責如果不劃分清楚，政府的財政赤字問題永遠無法解決。曾有縣市長一當選就宣布發不出薪水，這樣他向中央要錢時，聲音最大。如果每位縣市長把沒錢都視為是中央政府的責任，那縣市長當選後，就會拚命花錢，花到沒錢為止。
這些威權體制下的觀念和制度如果不改變，不論誰來當財政部長，都無法解決問題。
財政改革全民有責
Q：政黨輪替後，民進黨承接國民黨2兆4000億元的負債，五年來債務更增加到4兆3000億元，政府該如何改善？
A：我當然也不逃避責任，不過財政惡化的情況，從國民黨到民進黨時代都一樣，十幾年來利息再滾利息，情況更加速惡化。過去四年多來，政府赤字增加了1兆2000億元以上，政府利息負擔在6000億元以上，問題很嚴重。
要解決這個問題，除了立法院堅持原則外，更需要大家支持。國家財政改革的責任在於全民，絕不是只有財政部長，否則一定失敗。
財政牽涉收入與支出，支出牽涉全民的偏好，必須同時來考量。
財政赤字是源於結構性的問題，不見得與政黨有關。我們應該建立制度，讓大家面對成本。有人說，提出一個增加支出的法案時，要有相對收入，但講歸講，往往通過法案後，還是沒有相對收入出現，這是因為我們缺乏責任機制。
我很務實地說，如果制度不改變，而把責任加在某個人身上並沒有太大幫助，只會流於情緒化地考慮問題。
Q：國內年薪在300萬元以上的人就要課40％綜所稅，多年來未調整，這比新加坡、香港高許多，有可能調降嗎？
A：所得稅的課稅金額會隨物價調整，這十多年來物價沒太大變化，所以大致沒變。40％的邊際稅率是否要往下降，的確有討論的空間，但解決問題前要同時兼顧公平性，如果最低稅負制能夠實現，至少證明很多有錢人有繳稅，這時再討論降低最高邊際稅率會比較有正當性，否則社會不會接受。今天我們最需要解決的是沒錢人的問題。
並不是最低稅負制完成後，稅制改革就結束，其實最低稅負制完成，稅制改革才開始。我問過很多人，好像還沒有人堅決反對最低稅負制，又例如軍教免稅取消，連軍教人員都不反對，但沒有人反對的事都推動不了，更何況其他事。所以我們要對這些共識先採取行動，如果連這些都做不到，就談後面的問題是有點奢侈。
Q：台灣的遺產稅稅率最高達50％，最近香港計畫把遺產稅率從現行的16％降為零，這可能造成國內資金外流，政府要如何因應？
A：國際間的經濟活動和資金流動變得很競爭，所以有些國家乾脆嘗試把遺產稅降到零，但這是不是最好的政策，還有待考驗。
財政部有計畫把遺產稅稅率往下降到40％，不過這必須有其他配套措施同時進行。
現在遺產稅一年稅收200多億元，有錢的人不一定會繳到遺產稅，但有繳遺產稅的一定是有錢人，這200多億元的遺產稅收也代表了某種社會重分配。現在談廢除遺產稅，卻沒有先解決其他問題，一樣會被社會質疑優先性的問題。
新加坡、香港有不少人才都跑到美國，美國的稅率38％，再加上綜合所得稅還在40％以上，稅率這麼高還可以吸引到這麼多人才，可見經濟發展的責任不應全放在租稅制度上。
某種程度談輕稅，我完全同意，台灣社會應該適合稅率低一點、稅基廣的稅制，如此經濟活動才能和國際競爭，但這要配合很多改革。
Q：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的租稅減免範圍是否太廣、太多了，是否有退場機制？
A：現在我們每兩年一次檢討租稅減免的內容，但因為沒有成本，大家樂於做好人，減免情況沒有改善，這也是租稅獎勵措施一直被批評的原因。我私下問過一些科技界人士，他們也認為有些項目不應該再給獎勵，問題是沒有一個改善機制，我們極力希望建立這個機制，讓租稅減免有一個限額，以改善現況。
（萬敏婉、劉懿萱整理）
http://www.gvm.com.tw/theme/inpage_cover.asp?ser=10759&P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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