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玉体
一九九○年主張台灣主權獨立的「台灣教授協會」成立，在成立大會上，邀請一位台大心理系教授來講講話，他當過知識界「澄社」的社長。談到台灣的國家認同，他說大學教授關心的事非常多，但不必觸及「統」及「獨」。這種論調，頗不符合「知識份子」的要件。作為高等學府的一份子，理應發揮「冷靜的腦」來分析並批判時尚，一有了清楚認知或答案之後，就應拿出道德勇氣，以「火熱的心」來伸張正義，駁倒站不住腳的理論，雖冒生命的危險也在所不惜。
台灣社會在過去長久的時間裡，是只有一言堂的；演講、出版、論著、報章雜誌、電視廣播，甚至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及生活教育，都是「統」派當家，「獨」派銷聲。「大中國主義」囂張跋扈，「台灣意識」匿跡。現任教育部長杜正勝先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主修中國史，他若甲意於台灣史，即令研究得很有見地，相信也不可能「榮獲」院士這個「桂冠」。更為敏感的是若有任何人以「知識」為基礎來建構「台灣主體性」，則必惹來「統派」的圍剿。如今由於台灣人民的覺醒，大學教授的悔悟，且勢力有不可擋的傾向，導致於統派的學者以偃旗息鼓為藉口，希望雙方休兵停戰，但骨子裡，統派仍可以公然的推銷他們的主張，如果獨派輕易聽信其言，而改弦更張，那不是中了對方的陰險詭計嗎？
許多人一提台灣意識、台灣主體性、或是台灣的國家認同，最為躊躇不前的是他們迷戀著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其實這都是數百年來中國文化荼毒給台灣住民而很難洗清的「意底牢結」（ideology）。本短文擬針對此一議題，舉出許多反證，希望台灣國人不要自我作踐，更不需「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嚴肅的來說，中華文化沒什麼。
第一，中國是個「古國」，這是歷史事實，不容否認。但古國不見得是「文明」之國；世界上有許多「古國」，相當「野蠻」，中國是夠資格入列的。那有一個國家的人民一到國外，就被海關懷疑是走私、販毒或出賣肉體的妓女的！不受歡迎的名單中，必定有「中國人」。即令到了二十一世紀了，還口口聲聲要用武力解決問題，不以「人權」治國，台灣人不心甘情願與之統一，就以飛彈威脅，這樣的「古國」又有什麼可以誇耀的啊！外國人當聽到你來自「中國」時，臉色並不現出景仰的神氣，反而是一副恐懼或不屑的表情！
第二，中國有一流的哲學家、思想家、理論家嗎？在許多人的心目中，認為答案是肯定的；但拋開本位立場而放在國際眼界來看吧！寫《哲學史》（A History of Philosophy）十二冊的權威，牛津大學教授Frederick Copleston，在數百萬言的巨著中，隻字不提中國哲學家的名字，也不提中國有什麼哲學，中國自稱有輝煌的哲學思想，馮友蘭寫了一部《中國哲學史》，他的學生也是牛津大學的教授把它譯為英文，英語世界的哲學家看了，似乎沒有什麼心得；倒是中國的學者努力鑽研西洋哲學，並少見有西洋學者熱心探討中國哲學。中國哲學界把中國哲學看待與西洋哲學並駕齊驅，甚至凌駕過西洋哲學，這是中國讀書人的自大心理在作祟。如果中國哲學是一塊寶，則不只中國人認真的挖，西洋人也會趕來掘；但事實並非如此！中國人看台灣人沒有哲學，就猶如西洋人看中國人缺乏哲學一般。或許中國哲學連印度哲學都比不上，更不用說與西洋哲學相比了。
第三，就教育哲學而論，教育哲學的著作中，寫得最有深度及廣度的，是吳俊升先生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教育哲學大綱》，該書介紹並批判教育史上重要的教育哲學派別，有心靈論、知識論、道德哲學、存在主義及觀念分析論。文字流暢，資料豐富；但該書提到的教育哲學家及派別，沒有中國的成分。哲學及教育哲學相同，中國若有部分資料可以上臻哲學或教育哲學的境界，如取西洋名哲學家及大教育哲學理論為標準來衡量，則微不足道。中國人寫的其他教育哲學著作，甚至把孫中山及蔣介石的說法也列入，且作為主幹，那只不過是臉上貼金而已，自己關起門來耀武揚威，這是逞不了英雄的。（上，明日續） （作者林玉体╱考試委員）
台灣主體性的心理建設
第四，就教育史的著作而言，最有份量的作品之一，就是John S. Brubacher所著的「教育問題發展史」（A History of the Problems Education）。該書以教育「問題」為核心，涉及教育目的、教育與國家的關係、教材、教學法、教育行政、小學、中學、大學，師範教育等的歷史演變，在七百多頁的資料中，提到中國的也微乎其微。眾所周知，中國歷代政府對長期的教育工作並不感興趣，倒對短期的科舉極端重視，目之為「掄才大典，國家盛事。」科舉一向為中國人所自豪，津津得意；但科舉制度埋沒並斷送一流人才，士就是仕，格局短視。自認是這麼舉世無雙的制度，為何日本學了漢唐文化時，並不相中科舉制度；提到日本，更可知日本在明治維新時，一心要「脫亞入歐」，認為作個亞洲人，是一大恥辱，而中華文化自是亞洲的代表。日本人上下同心協力拋棄這種東亞病夫的文化，醉心於德國、英國、及美國的文化，結果一戰，勝了亞洲第一大國的大清，再戰又贏了北極熊的俄國。設若日本文化仍然步中華文化的後塵，則日本將與中國一般地被列強割據，成為次殖民地國家的命運。
以環球觀而論，台灣文化中沒有諸如西洋一般的哲學家、理論家，甚至教育家。但台灣人不該因此而氣餒；如果還以為作個中國人是多麼的爭氣，依上面所述，則中華文化也沒有諸如西洋一般的哲學家、理論家、或教育家，其實，作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見得一定要有出色的哲學家或思想家不可。放眼世界各國，在全球重要的思想家名單中能夠躋於其內的國家並不多，但那些國家都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居民如果因為台灣沒有什麼超越的文化，因此不必爭取主權獨立，乾脆就附屬於中華文化之下，則這種心理，就是自作孽了。
世界各民族文化，大概都有相同或類似的美德，如孝敬雙親、友愛兄弟、誠信待人等，這些優點，不是只有中國人才擁有，其實此種特質，已變成普世性了。試問除了中華文化之外，其他文化不也這樣嗎？台灣文化當然也不例外。
台灣意識由於與中國意識糾纏不清，且以小搏大，草螟弄雞公，處境堪慮，但事在人為而已。自尊的醒覺，是主體性最不可或缺的。擺在當前的唯一選擇，是台灣該走自己的路，因為共產中國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制度與台灣的民主開放，南轅北轍，那能橫柴入灶，硬要台灣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即令台灣文化也不要變成中華文化的一份子，因為中華文化負面的多於正面的。清醒的台灣人，實在應理性的反省思考！
中國黨（中國國民黨的簡稱）長達半世紀之久的黨化教育，許多台灣人如同柏拉圖的比喻，長年生活在「洞穴」（cave）中，視幻影為真實，習昏暗以為常。目前，台灣的「名」，皆染中國色彩，「正名」正是當務之急。這是標榜台灣主體性政府最不可旁貸的重擔與任務。美國早期是英國殖民地，在獨立之前，有九大高等學府，其中有名之為「國王」（King's）及「皇后」（Queen's）的，革命成功之後，美國學界認為「共和國」不可保留「祖國」那種傳統稱號。因此「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成立於一七五四年）於一七八四年更正為「紐約州大學」（Univers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即現在的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1912）；「皇后學院」（Queen's College，成立於一七六六年），於一八二五年改為路特加學院（Rutgers College）。放眼台灣，舉目四望，只見中國，未見台灣，這是台灣獨立建國的致命傷。學校之名，中國充斥，更不用說教材內容及師生心態了。中國文化大學、中國科技大學、清華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中國管理學院、中華大學等，不勝枚舉。雖然美國這麼先進的國家，上述兩所學院名稱之脫英換美，時間仍然拖得很久，離獨立成功之日一是八年，一是五十年，但台灣人應該從中學到歷史教訓啊！縮短時間，就是一種進步，趁台灣主體意識民氣高漲之時，著手把「中國」或「中華」的，皆改為「台灣」，並在各縣市的大學冠上縣市之名，苗栗的「聯合大學」，為什麼不能取「苗栗大學」呢？不如此的話，苗栗人或台灣人是難對歷史交代的！
中華文化並不博大精深，台灣文化要脫胎換骨，學學日本的脫亞入歐精神，日本把中華文化遠遠拋棄，台灣人立足於台灣，放眼全球，則在歷史洪流裡，或許其後的日子裡，台灣文化可以大放異彩，猶如古代雅典一般，孕育出芳香撲鼻的文化花朵！ （下，全文完） （作者林玉体╱考試委員）
一九九○年主張台灣主權獨立的「台灣教授協會」成立，在成立大會上，邀請一位台大心理系教授來講講話，他當過知識界「澄社」的社長。談到台灣的國家認同，他說大學教授關心的事非常多，但不必觸及「統」及「獨」。這種論調，頗不符合「知識份子」的要件。作為高等學府的一份子，理應發揮「冷靜的腦」來分析並批判時尚，一有了清楚認知或答案之後，就應拿出道德勇氣，以「火熱的心」來伸張正義，駁倒站不住腳的理論，雖冒生命的危險也在所不惜。
台灣社會在過去長久的時間裡，是只有一言堂的；演講、出版、論著、報章雜誌、電視廣播，甚至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及生活教育，都是「統」派當家，「獨」派銷聲。「大中國主義」囂張跋扈，「台灣意識」匿跡。現任教育部長杜正勝先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主修中國史，他若甲意於台灣史，即令研究得很有見地，相信也不可能「榮獲」院士這個「桂冠」。更為敏感的是若有任何人以「知識」為基礎來建構「台灣主體性」，則必惹來「統派」的圍剿。如今由於台灣人民的覺醒，大學教授的悔悟，且勢力有不可擋的傾向，導致於統派的學者以偃旗息鼓為藉口，希望雙方休兵停戰，但骨子裡，統派仍可以公然的推銷他們的主張，如果獨派輕易聽信其言，而改弦更張，那不是中了對方的陰險詭計嗎？
許多人一提台灣意識、台灣主體性、或是台灣的國家認同，最為躊躇不前的是他們迷戀著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其實這都是數百年來中國文化荼毒給台灣住民而很難洗清的「意底牢結」（ideology）。本短文擬針對此一議題，舉出許多反證，希望台灣國人不要自我作踐，更不需「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嚴肅的來說，中華文化沒什麼。
第一，中國是個「古國」，這是歷史事實，不容否認。但古國不見得是「文明」之國；世界上有許多「古國」，相當「野蠻」，中國是夠資格入列的。那有一個國家的人民一到國外，就被海關懷疑是走私、販毒或出賣肉體的妓女的！不受歡迎的名單中，必定有「中國人」。即令到了二十一世紀了，還口口聲聲要用武力解決問題，不以「人權」治國，台灣人不心甘情願與之統一，就以飛彈威脅，這樣的「古國」又有什麼可以誇耀的啊！外國人當聽到你來自「中國」時，臉色並不現出景仰的神氣，反而是一副恐懼或不屑的表情！
第二，中國有一流的哲學家、思想家、理論家嗎？在許多人的心目中，認為答案是肯定的；但拋開本位立場而放在國際眼界來看吧！寫《哲學史》（A History of Philosophy）十二冊的權威，牛津大學教授Frederick Copleston，在數百萬言的巨著中，隻字不提中國哲學家的名字，也不提中國有什麼哲學，中國自稱有輝煌的哲學思想，馮友蘭寫了一部《中國哲學史》，他的學生也是牛津大學的教授把它譯為英文，英語世界的哲學家看了，似乎沒有什麼心得；倒是中國的學者努力鑽研西洋哲學，並少見有西洋學者熱心探討中國哲學。中國哲學界把中國哲學看待與西洋哲學並駕齊驅，甚至凌駕過西洋哲學，這是中國讀書人的自大心理在作祟。如果中國哲學是一塊寶，則不只中國人認真的挖，西洋人也會趕來掘；但事實並非如此！中國人看台灣人沒有哲學，就猶如西洋人看中國人缺乏哲學一般。或許中國哲學連印度哲學都比不上，更不用說與西洋哲學相比了。
第三，就教育哲學而論，教育哲學的著作中，寫得最有深度及廣度的，是吳俊升先生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教育哲學大綱》，該書介紹並批判教育史上重要的教育哲學派別，有心靈論、知識論、道德哲學、存在主義及觀念分析論。文字流暢，資料豐富；但該書提到的教育哲學家及派別，沒有中國的成分。哲學及教育哲學相同，中國若有部分資料可以上臻哲學或教育哲學的境界，如取西洋名哲學家及大教育哲學理論為標準來衡量，則微不足道。中國人寫的其他教育哲學著作，甚至把孫中山及蔣介石的說法也列入，且作為主幹，那只不過是臉上貼金而已，自己關起門來耀武揚威，這是逞不了英雄的。（上，明日續） （作者林玉体╱考試委員）
台灣主體性的心理建設
第四，就教育史的著作而言，最有份量的作品之一，就是John S. Brubacher所著的「教育問題發展史」（A History of the Problems Education）。該書以教育「問題」為核心，涉及教育目的、教育與國家的關係、教材、教學法、教育行政、小學、中學、大學，師範教育等的歷史演變，在七百多頁的資料中，提到中國的也微乎其微。眾所周知，中國歷代政府對長期的教育工作並不感興趣，倒對短期的科舉極端重視，目之為「掄才大典，國家盛事。」科舉一向為中國人所自豪，津津得意；但科舉制度埋沒並斷送一流人才，士就是仕，格局短視。自認是這麼舉世無雙的制度，為何日本學了漢唐文化時，並不相中科舉制度；提到日本，更可知日本在明治維新時，一心要「脫亞入歐」，認為作個亞洲人，是一大恥辱，而中華文化自是亞洲的代表。日本人上下同心協力拋棄這種東亞病夫的文化，醉心於德國、英國、及美國的文化，結果一戰，勝了亞洲第一大國的大清，再戰又贏了北極熊的俄國。設若日本文化仍然步中華文化的後塵，則日本將與中國一般地被列強割據，成為次殖民地國家的命運。
以環球觀而論，台灣文化中沒有諸如西洋一般的哲學家、理論家，甚至教育家。但台灣人不該因此而氣餒；如果還以為作個中國人是多麼的爭氣，依上面所述，則中華文化也沒有諸如西洋一般的哲學家、理論家、或教育家，其實，作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見得一定要有出色的哲學家或思想家不可。放眼世界各國，在全球重要的思想家名單中能夠躋於其內的國家並不多，但那些國家都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居民如果因為台灣沒有什麼超越的文化，因此不必爭取主權獨立，乾脆就附屬於中華文化之下，則這種心理，就是自作孽了。
世界各民族文化，大概都有相同或類似的美德，如孝敬雙親、友愛兄弟、誠信待人等，這些優點，不是只有中國人才擁有，其實此種特質，已變成普世性了。試問除了中華文化之外，其他文化不也這樣嗎？台灣文化當然也不例外。
台灣意識由於與中國意識糾纏不清，且以小搏大，草螟弄雞公，處境堪慮，但事在人為而已。自尊的醒覺，是主體性最不可或缺的。擺在當前的唯一選擇，是台灣該走自己的路，因為共產中國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制度與台灣的民主開放，南轅北轍，那能橫柴入灶，硬要台灣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即令台灣文化也不要變成中華文化的一份子，因為中華文化負面的多於正面的。清醒的台灣人，實在應理性的反省思考！
中國黨（中國國民黨的簡稱）長達半世紀之久的黨化教育，許多台灣人如同柏拉圖的比喻，長年生活在「洞穴」（cave）中，視幻影為真實，習昏暗以為常。目前，台灣的「名」，皆染中國色彩，「正名」正是當務之急。這是標榜台灣主體性政府最不可旁貸的重擔與任務。美國早期是英國殖民地，在獨立之前，有九大高等學府，其中有名之為「國王」（King's）及「皇后」（Queen's）的，革命成功之後，美國學界認為「共和國」不可保留「祖國」那種傳統稱號。因此「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成立於一七五四年）於一七八四年更正為「紐約州大學」（Univers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即現在的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1912）；「皇后學院」（Queen's College，成立於一七六六年），於一八二五年改為路特加學院（Rutgers College）。放眼台灣，舉目四望，只見中國，未見台灣，這是台灣獨立建國的致命傷。學校之名，中國充斥，更不用說教材內容及師生心態了。中國文化大學、中國科技大學、清華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中國管理學院、中華大學等，不勝枚舉。雖然美國這麼先進的國家，上述兩所學院名稱之脫英換美，時間仍然拖得很久，離獨立成功之日一是八年，一是五十年，但台灣人應該從中學到歷史教訓啊！縮短時間，就是一種進步，趁台灣主體意識民氣高漲之時，著手把「中國」或「中華」的，皆改為「台灣」，並在各縣市的大學冠上縣市之名，苗栗的「聯合大學」，為什麼不能取「苗栗大學」呢？不如此的話，苗栗人或台灣人是難對歷史交代的！
中華文化並不博大精深，台灣文化要脫胎換骨，學學日本的脫亞入歐精神，日本把中華文化遠遠拋棄，台灣人立足於台灣，放眼全球，則在歷史洪流裡，或許其後的日子裡，台灣文化可以大放異彩，猶如古代雅典一般，孕育出芳香撲鼻的文化花朵！ （下，全文完） （作者林玉体╱考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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